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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奥威尔的新材料 |
2016-07-21 10:13:37 -0700 |
《1984》广受好评而经久不衰。它被票选为1923年至2005年间“100部最好的小说”之一。编辑们认为《1984》可在这一百部小说中位列第13位，读者则将其推崇为第6位。在英国“大阅读（BIG READ）”的排名中，《1984》排名第8。
然而，有多少人喜爱它，就有多少人憎恶它。佛罗里达州的家长们认为这部反乌托邦的小说过于“亲共产主义”，书中还有一些明显的性场面描写。不过，家长们的这一指责似乎有些讽刺，因为在共产主义的苏联，《1984》位属禁书之列。同时，苏联还禁止《华沙条约》的其他国家出版《1984》。他们认为这是反斯大林的“不良”读物。尽管如此，其实在苏联，《1984》也曾作为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文本。
斯大林逝世后，苏联人开始觉得《1984》中的场景就是美国未来的预言。他们认为美国将成为一个由受到FBI严格审查的性腐败的资本家们所组成的社会，而五角大楼也将演变成小说中的“和平部”。之后，苏联的批评家将书中对极权共产主义的批评认为是对法西斯的批判、书中描写的极度个人崇拜映射的是毛泽东而并非斯大林。1
三、文化冷战
记者：书中也涉及了二战后的状况，主要与文化冷战有关。
刘禾：冷战当中，所谓“自由世界”争取到很多著名诗人和作家的帮助，像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、诗人T·S·艾略特、W·H·奥登等等。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有一些高人，他们去找另一些高人出主意—比如在大陆被炒得很火的牛津教授以赛亚·伯林，他和中情局的人就有很多秘密来往。有人认为，西方赢得冷战，是文化冷战的胜利，其实当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垮，而是在文化上首先垮掉了。
记者：文化冷战是双方的吧？都需要争夺话语权。
刘禾：冷战当然必须要有双方才能战起来。苏联克格勃也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是远比不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高明。西方为什么制定一系列文化冷战的步骤？是因为他们发现共产主义的宣传太深入人心，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俄国GM以后左翼阵营占据优势，西方搞冷战是为了把知识分子再争取回去。他们做得相当成功，也相当隐蔽，比如建立门面出版社—表面看是私人基金会支持，其实是情报机构秘密出资。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策划、出版和推广文学作品、期刊和学术著作，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背后也有内幕。像奥威尔《动物庄园》能够出版和走红，幕后推手正是英国军情六处。现在，《动物庄园》和《1984》是美国的中学必读书，听说现在国内的中学也要求学生读奥威尔。
记者：您在书中用“变节”一词来形容乔治·奥威尔，而不是中性的“转变”，其实很多像他一样在20世纪前期思想左倾的人后来都改变了立场。
刘禾：在我的故事里，奥威尔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提供给英国军情六处的黑名单（编者注：1996年，《卫报》记者根据解密档案，发现奥威尔在1949年曾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欧美供产党员或亲供人士的黑名单；七年后，他的一个笔记本被曝光，里面按字母顺序排列了135个名字，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、作家、导演、演员、记者等。黑名单即来自这个笔记本），我没讲他个人的选择。当年很多人左转右，都是因为斯大林的政策，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讨论，但奥威尔是怎么想的，我还真不是特别关心。 政治立场的改变，左转右，右转左，通常是称为“变节”的。我们不会把一个人时尚口味的改变说成是变节。但关键还不在这儿。奥威尔的《1984》是以谴责集权、暴政出名的，但是他跟秘密警察合作，他跟“老大哥”合作。这有确凿的证据，我把档案号（编者注：FO1110/189）也写在书里了，现在任何人拿着护照到英国国家档案馆去，能查证。你看他小说是这么写的，人是那么做的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？
还有他的笔记本对推动我的故事情节有好处。我有个直觉，他记录了这么多人，那么我寻找的“Nesbit”，也一定在里面。
记者：奥威尔的告密，让人想起冯亦代晚年出版的《悔余日录》，是他1958年到1962年的日记，其中有向“上级”汇报的内容，几年前被章诒和指为“卧底”，曾引起一场风波。您怎样看待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“告密者”呢？
刘禾：在那个时代，知识分子“向党交心”是一个公开的普遍的社会行为，后来讨论这个，多少脱离了当初的政治环境。在革命年代，进步知识分子和供产党有情感上的连接，是很自然的，他跟党的关系，不是和警察的关系，我觉得这和奥威尔没有可比性。为什么呢？ 指责奥威尔是告密者，是因为他写了《1984》，谴责和警察国家的合作，而他自己却正是与军情六处合作的，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这件事暴露出来，他的道德地位一下子就被瓦解了。冯亦代那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一边说反专制一边去汇报，是吧？即使你说他向党交心是告密，那不过是当时的政治文化塑造出来的特殊的个人与党的关系。至于这种关系如何去批评，那恐怕要另当别论。
记者：您提到了《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》这本书，它在西方影响大吗？2002年中译本出版，似乎反响不大。
刘禾：我记得《读书》杂志上有过一篇书评，这本书在国内为什么没有反响，值得思考。它在国外影响很大，已经出了好几版了。作者桑德斯是学者也是记者，这本书是那种深度报道型的作品，不是写给学术界的。国外有一个高档次的读者群，它是冲着社会精英去的，在英美读的人很多。
记者：目前冷战研究在西方是什么状况？是独立的学术研究吗？
刘禾：冷战研究是独立的学术领域，随着档案打开逐步进行，文化冷战领域有很多人研究是自然的。比如有人专门研究冷战时期的广播电台，像欧洲自由电台、美国之音，谁发起的，资金是怎么回事，和苏联之间怎么打等等，很详细。我在书后面附了一个网址，里面列出的主要参考书就包括这些。大量的冷战研究国内没有翻译，我觉得奇怪，即使为了情报（广义的），也该翻译过来。国内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，或许这本身也说明西方为什么能赢得文化冷战。
记者：您还提到中国内部发行的“黄皮书”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冷战中的译著，是否在我们认为是铁板一块的封闭时代，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？
刘禾：对，但是影响多大很难说。“WG”中黄皮书、灰皮书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北京的知识圈子、高干子弟，北京之外比较少。我从外部来看，英美情报机构重视哪些书，然后两边一对，发现有一致的地方。这是一个问题，如果有学者感兴趣，应该系统研究。
奥威尔《1984》最早的中译本，是1950年王云五的女儿王鹤仪翻译的节略本，稍后才有钮先钟的完整译本，也就是1953年的“万象版”。钮先钟是什么人？他担任过台岛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的翻译官，是军事译粹出版社的发行人。
这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很好奇：50年代英国军情六处动用国家实力，把大批书（包括我们说的黄皮书、灰皮书）翻译成俄语、法语、德语、阿拉伯语、中文等几十种语言文字，批量印刷，全面推广。我还知道，英国国家档案馆第FO1110/740 号卷宗里有一封谍报人员的信，它透露：奥威尔小说的“中文译本在东南亚很成功”，签署日期是1955年1月28日。这个日子说明什么？台岛的中译本与这封信中的“成功”的中译本之间，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？这都是一些需要解开的谜。
记者：冷战已是历史。文化冷战今天是否还在持续？
刘禾：当代西方的文化战略是有改变的，现在已经不完全用从前的方式。不过档案没有打开，有些内幕也没办法知道。我的观察，互联网是最重要的阵地，其次是大众文化领域，生活方式、电影、电视等等。
网络有很多的渗透，比如点击率、还有大V——很奇怪，在别的国家没有大V这个问题—他们似乎在国内可以左右人们的意见。我也不信任点击率，人们有从众心理，但技术上点击率是可以操作的。意识形态的战场早已转移，它已经不完全在文字里，更多是在视觉文化里面，在消费主义里面，它塑造你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，就够了。
西方在冷战中聚集了最好的艺术家，使用最先锋的艺术，像抽象表现主义等等，而现在采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、数码技术、推销技术，让人不知不觉地投降。这里有一种继承性。
记者：传统冷战是精英文化冲在前面，比如文学、现代音乐、先锋艺术等等，现在西方的策略是向大众文化转移吗？
刘禾：传统的文化冷战没有放弃大众文化，它是两条腿走路。大众文化体现在生活方式上，世博会等大型展览都是意识形态的战场。当年举办世博会，苏联明显比较笨，送去的展品是最先进的导弹这一类，而美国展览的是日常生活方式，电冰箱、洗衣机等等，这才是对苏联最有杀伤力的武器。
美国推广大众文化是全球性的。我看过一本书里提到，70年代美国向拉丁美洲输出大片，美国电影出口部门的一个头儿说，输出好莱坞大片本身不是最重要的，当拉丁美洲人看到我们的俊男美女手里拿着可口可乐的时候，我们就跟过去打开可口可乐的市场。
精英文化的冷战原来主要针对社会主义阵营。现在门面出版社之类的办法可能用不着了，但西方的各种书展、文学奖（包括诺贝尔奖）、电影奖等手段，还在延续。
记者：评奖等手段确实能够塑造读者的口味吗？让读者发自内心地认可什么是经典，同时排斥掉不合规则的。
刘禾：我在大学教书这么多年，可以看出，冷战以来，上了麦卡锡主义黑名单的作品（它们一度不让在图书馆上架），很多都不在英美文学系的经典书单上了。
记者：即使麦卡锡主义早就倒台且臭名昭著了？
刘禾：一方面是推崇、发奖、评论，用各种方式把一些作家和作品经典化，进入大学和中学讲堂，另一方面也排斥一些作家。像杰克·伦敦，几乎没人提了，而20年代所有人都在读他。斯坦贝克倒还被尊重，但德莱赛和辛克莱几乎没人读了—美国文学的教授们未必是有意识这么做，只是无意识中延续了冷战塑造的那个经典传统。冷战以前的美国文学比这丰富得多，进入大学书单的书，也不一样。
我一贯相信艺术家通过歌唱表现他的时代，不能比小鸟之所以歌唱怀有更多目的。可现在我们需要一种新歌，不一样的歌手。
——汤姆·斯托帕《乌托邦彼岸》
记者：您的书以文学的方式进入了一些今天中国文坛罕见的重要话题，您说想通过这本书做一些实验？
刘禾：这本书不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谈重要的话题，而是文学本身必须要重新获得它的重量，文学要重新获得思想性，必须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思考生活。
在国外，非虚构写作非常重要，文学的功能正在改变。网络提供那么多信息，文学要是不转变的话，它负载信息的功能也要彻底丧失，你说的那点事别人都知道，你提供的那点小忧愁只能鼓励自恋者照镜子……
所以必须重新发明文学。纳博科夫瞧不上奥威尔，倒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，而是说他只会编排新闻故事，图解概念，不是好作家。我们看今天的很多文学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在网络时代又被加强了，连著名作家也拿网上的东西来写作。我就在想，文学怎么写才能获得一种厚重感，并且在信息上是新鲜的，在写法上能够创造一种文体。2